我的丈夫高岗

高岗，从陕甘宁的减负行动到投身大生产运动，再到力挽狂澜制止“抢救运动”，以及与林彪、彭德怀并肩在东北剿匪和土地改革中奋战，他英勇无畏，却在错综复杂的政治风云中不幸陨落。年仅49岁便与世长辞，留下未竟的宏伟抱负和诸多争议。

我与高岗结婚，毛泽东为媒。

婚后，我与高岗一同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工作。彼时，高岗身为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及西北局书记。面对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的经济封锁，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

在边区政府紧急召开会议之际，一日天雷炸响，延川县的代理县长李彩云不幸于会堂之中遭遇雷击，终致丧命。

一位老农抱怨道，为何没有将那位老首长处决？此言一出，延安公安部门立即将这位老农逮捕，指控其为反革命，意图处以极刑。高岗闻讯后表示，不可轻易处决，我要亲自调查其中的缘由。

陕甘宁边区原本人口约150万，随着中央红军的到来以及各地干部和青年的纷至沓来，延安的人口激增，最多时新增了12万张依赖粮食的餐桌。边区农民肩负的救国公粮任务逐年加重，至1942年，陕北的农民们已承担起20万担公粮的沉重责任。

边区原本土地贫瘠，民众生活困苦，种植的粮食往往不足以自给自足，因此对于繁重的征粮任务心生不满，有时便忍不住发泄不满。高岗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，强调农民并非反对您，而是因为负担过重所致。

高岗向毛泽东建议，是否可将救国公粮的征购量从二十万担降至十六万担，剩余的四万担缺口可通过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来弥补。此举可号召军队、民众以及党政干部共同开垦荒地，实现自力更生，从而减轻陕北农民的负担。

毛泽东采纳了这一提议，那位年迈的农夫重获了自由。高岗返程后，即刻着手制定生产规划，并亲自率众攀山开垦，延安由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生产热潮。

高岗、李力群

高岗不仅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负担，更积极遏制了“抢救运动”的蔓延。

1942年，在中央的部署下，由康生主持的“抢救运动”展开，导致一万余人被错定为特务或奸细。彼时，延安的机关与学校全面投入了这场日夜不停的“抢救”行动，一时间，“特务”横行，人人自危。有的被迫至疯狂边缘，有的则因遭受迫害而走上自杀的道路。

此刻，西北局机关一名公务员不幸被错判为日本间谍，即将面临枪决的命运。高岗闻讯后，便立刻拜访了毛泽东。他言辞恳切地表示，他难以置信一个仅因出身农村放羊的普通人也会被指控为日本间谍。他认为，如此一来，所谓的“抢救”行动可能导致任何人都可能被怀疑为间谍，无论是日本还是国民党的，这将使得人们无法再将精力集中在工作和生产上。

此刻，毛泽东亦深感问题的严重性，遂对康生下达指令：即刻终止“抢救”，严禁继续斗争。他在党校公开鞠躬道歉，这才使得“抢救运动”逐渐平息。

1945年，重庆谈判破裂后，毛泽东对战略方针作出了调整。于是，中央在沈阳设立了东北局，并由彭真担任其书记一职。

毛泽东回到延安后，便约见高岗与张闻天进行了一番交谈。他提出：“老高，你能否暂时离开西北，前往东北开辟新的根据地？你在陕北与刘志丹、谢子长共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丰富，而东北的境况则更为严酷，那里日本人的统治已久，土匪横行，气候也十分寒冷。你正值壮年，身体强健，这次前往东北，对你来说是一次考验。至于西北这边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你无需担忧，这里还有贺龙、林伯渠、徐向前等人在。你和张闻天一同前往，你俩一个擅长建立根据地，一个在党内理论方面有独到见解，到了东北，前方有林彪、罗荣桓，后方有你俩，我便可以安心了。”

高岗自杨家岭归来，即刻于夜深人静之际召集了西北局委员的紧急会议，并紧急召回习仲勋以主持西北局日常事务。高岗与张闻天乘坐飞机前往东北，而我等家属则选择了陆路。历经周折，我携幼子抵达哈尔滨南岗的马家沟，高岗的住处，却遗憾未能一睹其容。

夜半时分，高岗终于归来，我几乎认不出他。他头戴皮帽，身披羊皮大氅，足踏乌拉草鞋，浑身覆盖着雪花，胡须凌乱，简直与东北的胡子（土匪）无异。

高岗尚未脱去衣衫，便急切地抱起孩子，此举令两个孩子惊恐万分，哭喊着直往我怀中躲藏。我劝道：“你先洗洗脸，再去看看孩子吧，他们恐怕已经不认得你这个爸爸了。”

在陕北之地，我曾紧随高岗同志左右，目睹了他如何深入群众，开展宣传工作。及至东北，他依旧如此，与农民结为好友，耐心解读党的方针政策。

在东北，我军仅用短短两年便将8万余土匪剿灭殆尽，农民们分得了土地，每户人家都拥有一头耕畜。这一变革使得东北民众对共产党的向心力瞬间增强。我军兵力亦随之激增至23万人，这一数字是初入东北时的两倍有余。

1946年，东北局进行了一次重大改组，彭真同志被调回中央工作，而林彪同志则接任东北局书记一职，高岗同志则担任副书记。在林彪同志投身战场之际，叶群同志与女儿留在了后方。每当叶群同志前往前线探望丈夫，她便会将女儿托付给我照料。

自林彪执掌东北局以来，他对于高岗的信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当时，担任第一副书记的罗荣桓因健康问题前往苏联治疗，而林彪正身陷战事，因此，后方的一切事务均由高岗全权负责。他们的协作堪称默契，林彪常在众多将领面前夸赞：“若非高岗的鼎力相助，我难以在战场上屡战屡胜。”

1948年，我与东北局至沈阳。

东北地区解放之际，林彪领军指挥第四野战军入关作战，高岗则肩负重任，继任东北局书记、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同时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之职。

1949年10月，高岗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，彼时他正值44岁盛年。即便身居国家副主席之尊，高岗仍兼任东北局党政军各项要职。在接下来的三年间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实现了六倍的增长。

1950年，朝鲜半岛战火纷飞，朝鲜战争正式爆发。在这危急关头，彭德怀临危受命，荣任志愿军司令员一职。与此同时，高岗受命主管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。抵达沈阳后，彭德怀与高岗开起了玩笑，戏谑道：“此次前来，特地向您这位地方首长报到。”

在朝鲜战争期间，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们若不幸牺牲，便就地安葬。而那些负伤的战士，则被从战场抬至鸭绿江畔，由后方部队接应。我曾趁闲暇之余，投身于救助伤员的工作。然而，受伤战士的数量实在过多，以至于后方难以应对。许多战士便如此安静地躺在江边，因未能及时得到救治，最终闭上了他们年轻的生命之眼。

昔日，我们居于沈阳三经路二号，此地曾是杜聿明的居所。金日成与彭德怀时常莅临我家，召开会议。高岗在沈阳为彭德怀单独预备了一套住所，然而彭德怀却常在我家开会至深夜，疲惫之余，便在沙发上小憩。

彭德怀生活朴素，一顿简单的辣椒炒饭便足矣。然而，他的性情火爆，在家中，彭德怀通过无线电与前线保持联系，我时常能听到他怒吼：“他妈的！他妈的！你这是怎么回事？给我滚下去！”

我询问秘书：“彭老总究竟在斥责何人？”秘书婉拒道：“关于此事，我们无人敢妄加揣测。”

1951年，随着抗美援朝战局逐渐稳定，彭德怀元帅在归国述职途中，恰巧途径我家。我们便留他共进晚餐。席间，彭德怀元帅评价道：“高麻子，我终于得以亲眼见证你的聪慧与才干，你行事果断，且具备丰富的战争经验。”

彭德怀重返沈阳之际，在干部与群众面前屡次强调：“抗美援朝之战的胜利，高岗功不可没，洪学智亦居其一半。”

抵达北京后，彭德怀亦如此表达，尤其在军委会的场合，更是力荐高岗担任总参谋长一职。这些言论日后均被演绎为彭德怀与高岗“图谋叛党”的“铁证”。

抗美援朝战争落幕之际，我随高岗同志一同抵达了北京。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安排下，我们全家迁往了东交民巷8号，那里曾是法国驻华使馆的院落。

1953年，鉴于高岗事务繁忙，家中无人照料，周恩来总理便建议我暂时放下工作，负责起家务琐事。高岗同志每日晨昏，均能接到周总理的电话问候，有时周总理更是亲临其家，与高岗同志共同商讨工作事宜。

1954年，毛主席莅临杭州，特命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同志主持召集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并要求与会者于会上进行自我批评。

但在四中全会上，高岗的自我检查没通过，说高岗有一个阴谋反党的司令部，同时宣布高岗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，这时他到北京才14个月。

2月15日，高岗出席了一场座谈会。座谈会落幕之后，他未进餐，也未休息，只是沉浸在抽烟的沉溺中，身体紧贴桌面，持续伏案挥毫。

2月17日，深陷冤屈的高岗，在申诉无果的情况下，留下了托孤信，企图以开枪自尽的方式结束生命，幸得身边人迅速出手相救。

中央迅速组建了“高岗管教小组”，对他的行动实施了严格的限制。高岗不止一次向我坦言，如此生活不如一死，然而他却始终牵挂着我以及我们的孩子们。

七月下旬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领导邀请我至中南海进行谈话，彼时我已怀有五六个月的身孕。

抵达中南海后，那位领导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你需前往医院接受手术，孩子便不宜保留。高岗将需迁离，你与他的关系也应随之断绝。你应该投身于工作，为自己的未来考虑。”

与这位领导人的交谈，使我心情愈发沉重。当晚，高岗得知了内情，脸上流露出了绝望的神色。

他含泪对我诉说：“我实在是无辜的。我对不起你，你尚年轻便与我结为连理，又在我身边孕育了数个孩子……请不要放弃这些无辜的生命，也不要离我而去。若将来生活中遭遇困境，就将孩子送往延安，让我妹妹来照顾他们。”

8月17日的清晨，我察觉到高岗的状况似乎出现了异常，无论怎样推搡，他都未能醒来。我立刻吩咐小女儿去召唤秘书，并迅速拨通了北京医院的电话。然而，医生迟迟未至，亦无人将高岗送往医院，我们就这样在等待中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。

我目睹着高岗的鼾声由浓转淡，直至彻底消失，生命随之悄然逝去。那年，高岗49岁，我34岁，腹中孕育着幼小的生命。

七个月前，高岗不幸离世。此后不久，他与饶漱石一同被指控涉嫌“阴谋分裂党和国家最高权力”以及构成“反党联盟”，从而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起被定性为“反党集团”的重大案件。

在高岗离世后的翌日，我和孩子便从东交民巷8号的住所迁出，带着近乎空荡的双手，搬迁至新街口一处陈旧的四合院中。

在孩子降生为小儿子之后，我将四个年龄稍长的孩子送往寄宿学校，而自己则带着年幼的小儿子留在家中。由于家中缺乏暖气，夜晚时分，孩子们因寒冷而浑身颤抖，纷纷依偎在我怀中寻求温暖。

迁居至新居不久，一日，一位身着军装的解放军不期而至，关切地询问我和孩子的近况，并了解我们的生活是否遇到了什么难题。我好奇地询问他的身份，他却只透露，有一位长者曾在沈阳与你共进过餐，并曾暂居于你家，是他托我前来探望的。

我询问是否是彭老总，对方急忙摆手，暗示我只需知晓即可。即便是在那样的时刻，彭老总仍能心系我们全家，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

1962年春季的一个清晨，单位人事处突然发来紧急通知，要求我即刻返回家中，声称有客人来访。我心中既感惊愕，又不禁忧虑，不知是何事再起波澜，是否会再度陷入困境。

抵达家门之际，目睹一辆红旗豪车泊于门前，随之步下的是叶群的身影。面对叶群，我既感惊讶又喜出望外，不禁好奇地问道：“你怎会知道我居于此？”

她透露，这是从军队那里得来的消息。她说道：“101”（林彪在东北战场时的别称）已从杭州返回，他希望我能带你和几个孩子一同前往毛家湾，他想亲自见一见你们。

得知有人关心，我的内心涌起一股暖意。抵达毛家湾林彪的居所，林彪正安坐于客厅的沙发上，静候我们的到来。他吩咐女儿带领我的两个小孩前往电影室观看电影，随即客厅中只剩下林彪、叶群与我三人。

林彪问：老高何故去世？

吃了过多安眠药。

林彪问：谁给高岗安眠药？

我言道：“这安眠药，每日都是由秘书亲自递送至高岗手中。若不给予高岗安眠药，他恐将难以入眠。”

林彪续道：若非老高在东北后方竭力剿匪、推进土改、广泛动员民众支援前线，我实难赢得战场上的胜利，军队规模亦难以从数十万增至百余万之众。

林彪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，他询问家中饮食是否面临困境。他特意吩咐叶群为我捎来一些大米和食用油。

1959年，彭德怀受到批判，我被隔离了4个月，要我揭发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的。1962年下半年，习仲勋、贾拓夫被隔离审查，我又被软禁3个月，让我交代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。

在1971年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，我被迫揭露并陈述了高岗与林彪之间的联系。我深感困惑，不明白每当党内某位领导人遭受批判时，为何总会牵涉到高岗，并要求我交代相关事宜？

高岗逝世后，其骨灰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。周恩来曾建议，可以为其树立一块墓碑，镌刻“高岗之墓”四字。尽管最终碑石已立，却未留下任何字迹。

在“文革”狂潮席卷之际，即便是这块默默无闻的“无字碑”也未能幸免，被无情地击碎成两段。直至2006年，在组织的批准下，孩子们方得以为父亲重塑新碑，并在其上铭刻了高岗的名字。